诗词新解他乡容不下灵魂白居易说大抵心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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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很多年轻人在外工作打拼，异地他乡，总让人有漂泊不定的感觉。于是这样一句话很容易得到大家的共鸣：有家的地方没工作，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；他乡容不下灵魂，故乡安放不了肉身。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，越来越多人进入大城市，肉身不在故乡已然是事实，可是他乡真的容不下灵魂吗？古代也有比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，多数是政治原因。比如南宋诗人林升写的脍炙人口的《题临安邸》，是他在杭州一家酒店里写的一首诗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大意是，西湖边上的青山与阁楼连绵不断，歌舞也不停歇，温暖的风让游人沉醉，把杭州当成了汴州。汴州是北宋的首都，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。这里要交代下时代的背景，靖康元年（公元年），北方的少数民族金人南下攻下了北宋都城汴梁，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俘虏，赵构逃到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，偏安一隅。你看，这首诗里不仅没有国破家亡的仇恨，不像岳飞那样写“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”，反而是一派歌舞升平，人们把杭州当成了第二个故乡。当然很多人说，这首诗是有讽刺意味的，讽刺的就是权贵们苟且偷安，只顾寻欢作乐。宋代“重文轻武”的国策为后期埋下了祸根，在军事实力上的不足，使得国运转换，时代变动之际，很多北方人南下，不得不选择安放肉身和灵魂。宋代之前的唐代，也经历了一次影响国运的战乱，那就是安史之乱。大诗人杜甫对这场战乱的记录尤为珍贵。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四年，杜甫写了一首诗《月夜忆舍弟》。戍鼓断人行，边秋一雁声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寄书长不达，况乃未休兵。此时的杜甫身在甘肃天水，而弟弟们分散在河南、山东，这正是安史之乱的征战之地。杜甫在诗中听到的是戍鼓和雁声，恰逢白露节气，他看到天上的月亮，写出了“月是故乡明”。现在的人爱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，而多年前的杜甫说，还是故乡的月亮比较圆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亲情的纽带，那里有自己灵魂的寄托。诗中写道，在战乱中弟弟们都分散了，生死未卜，即使寄了书信也很难送到，毕竟战乱还未停息。对于古代文人来说，无论是遭逢战乱、贬谪，还是游学做官，都要离开故乡，走过很多地方。有的人由于经历官场的起起落落，对于故乡与他乡的关系也有新的感悟，在心态上看得比较开。这里比较典型的是白居易。我们知道白居易的名篇《琵琶行》写于被贬江州司马之时，江州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。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，在这里白居易把自己写成了沦落天涯之人，还是有很多委屈和心酸的。几年后，白居易升任忠州刺史，写了一首诗《种桃杏》。无论海角与天涯，大抵心安即是家。路远谁能念乡曲，年深兼欲忘京华。忠州且作三年计，种杏栽桃拟待花。这首诗开头就发出感慨，无论身在哪里，心安的地方就可以算作家。离家太远听不到家乡的小曲儿，年纪大了慢慢都快忘记了京城的繁华。所以白居易说还不如在这里安心呆三年，种下桃树和杏树等待来年开花。相比于江州司马时期，此时的白居易就已经乐观了很多，“大抵心安即是家”在白居易别的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表达。在《初出城留别》一诗中，他出城告别亲友，写了这样一句：我生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。白居易的这种达观的态度也影响到后人，苏轼还化用了他的诗写出了《定风波》一词。其中有一句：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苏轼借一位歌妓之口，说出了“心安处是吾乡”的旷达态度，对于苏轼本人来说也同样适用。苏轼在政治上不得意时，被一贬再贬，最后贬到了如今的海南岛。那时生产力条件低下，没有飞机高铁，南方偏远之地并不适合生活，再加上医疗条件落后，海南岛对于苏轼来说可是九死一生的地方。然而几年后当他被赦免，乘船离开海南岛时，苏轼是怎样的心情？他在诗中写道：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意思就是即使在这南方的荒蛮之地九死一生，但是自己并不后悔，因为在这里看到的奇特风景此前的人生中绝无仅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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